面对虐童,除了呼吁严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 | 今日话题
2019-12-02

    今日话题·腾讯新闻出品 | 第4393期

    作者/刘文昭昭昭在目

    

    囿于国情和案情(女孩身上无明显伤痕),这对父母可能不会受到什么像样的惩罚。

    鉴于虐童的隐蔽性,我们应先建立强制报告制度,让虐童事件曝光在阳光下。

    还要完善寄养制度,让被虐待的孩子能找到“好下家”。这些举措需要成本,但值得。

    一段父母殴打女儿的视频引发轰动。视频中,女童的父母抽她耳光,拉拽头发,甚至将她推到在地用脚蹬踏,手段残忍令人发指。更让人揪心的是,女童每次挨打不躲不闪,默默坐回原位。愤怒的网友呼吁严惩这对父母,但这对父母可能被轻轻放过,严惩父母,或许也不是被虐儿童最需要的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这对父母很可能被轻轻放过

    

    视频广为传播,当地警方迅速介入。这对父母对殴打女童的事实供认不讳,当地妇联也为女童申请了人身保护令,并陪伴其左右。

    

    很多网友希望严惩这对父母,剥夺他们的监护权,让女童永远摆脱苦海。不过,这对父母很可能被轻轻放过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根据法律规定,虐待行为必须是情节恶劣的,才构成犯罪,所谓的“情节恶劣”,指虐待动机卑鄙、手段残酷、持续时间较长、屡教不改等。

    

    视频中的画面令人发指,但根据警方通报,此视频是4段殴打的剪辑集合,分别发生在9月26日,9月27日,10月19日和10月20日,且经法医检查,女童体表未发现明显伤痕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女童体表没有伤痕,父母又不是屡教不改,有律师认为这对父母的行为很可能不构成犯罪。如果不构成犯罪,那就只剩下治安拘留和“温柔的”批评教育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其实宽待虐童的父母,不是没有民意支持。2015年4月,南京也曾发生了一起著名的虐童案,受害男童小磊(化名)被养母一顿暴打,经鉴定,小磊挫伤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10%,属轻伤一级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2015年的南京虐童时间轰动一时

    

    让网友大跌眼镜的是,在随后召开的审查逮捕听证会上,出席听证会的19人,除7人未作明确表态,其余12人均建议不予批捕。建议不予批捕者的意见里,不乏“如果是这样一个伤情就逮捕,就类似的我们搜罗一下南京,有多少这样的家长要被逮捕”的声音。

    

    舆情汹汹,检方连忙表示,不批捕不代表不追究刑事责任。几个月后,小磊的养母被判故意伤害罪,处有期徒刑6个月。

    

    实际上,由于我国收养制度不合理,对收养人的资格要求过于严格,福利机构接受能力有限,为避免儿童成了“事实孤儿”,法院极少剥夺亲生父母的监护权——我国虽有剥夺父母监护权的法律,却一直处在“沉睡”状态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还有大量的家庭虐童案根本不会被发现

    

    家庭虐童案令人发指,但曝光的虐童案只是冰山一角而已。 中国有句俗话“关起门来打孩子”,这很形象的展示了虐待儿童的私密性。在很多家长眼中,孩子是私产,打孩子是私事,与他人无关,别人没资格插嘴。

    

    2014年广州妇联发布的《广州市反家庭暴力情况研究报告》显示,只有37.5%的被访者认为家长或其他亲戚长辈打小孩属于家庭暴力行为。

    

    此外,刑法中的虐待罪是自诉案件(除非重伤、死亡),需要被害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儿童作为弱势群体,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无能力自己起诉。被虐待也不敢吭声,不能起诉。

    

    如果学校和医院能及时发现并上报虐童现象,儿童的处境也能好些。可惜很多幼儿园、小学在有关家庭虐待儿童方面,往往都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2013年有学者对北京北海幼儿园一名有“多年教育经验”的主任进行了采访,关于举报家长,他这样说,“(怎么能)人家家长把孩子送过来,然后幼儿园把人家家长告了 ”;关于防虐待教育,他这样说,“这也不好,家长把孩子送给我们教育,我们教孩子打电话告家长,这家长得天天找园里啊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父母觉得打孩子天经地义,孩子无法维权,相关机构也在看热闹,浮出水面的家庭虐童自然少之又少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因此,先要推行好“强制报告制度”

    

    一次公愤只能帮助一个儿童,要想帮助被虐儿童这个群体,首先要尽量让虐童案先曝光。只有先发现问题,然后才能想如何解决问题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国2016年通过的《反家暴法》中,虽然列明了学校、幼儿园、医疗机构有责任向公安机关举报家庭暴力,但没有指出不举报的惩罚,也缺乏实施细则,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。

    

    相比之下,国外的强制报告制度就管用得多。1963年,美国联邦政府儿童局制订通报法范例 ( Model reporting Law) ,供各州参考。

    

    从1963年到1967年,各州政府先后制订受虐儿童通报法。在早期的通报法范例中,仅医务专业人员具有通报责任。在之后的法律中,一些与儿童密切接触的专业人士也被纳入责任报告的范围,如幼教,中小学学校,警察,社会服务等行业。

    

    对于知情不报者,美国法律还规定了罚则。正是这些条例带来了“虐待儿童”人人管的社会氛围。在2001年的电影《刮痧》中,中国爷爷到美国探亲,为孙子刮痧止痛,医生与护士发现孩子身上的伤痕后立即通知当地儿童福利局,随后儿童福利局官员、警察等纷纷赶到,这就是强制报告制度的真实写照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《刮痧》让很多中国人第一次知道,对孩子“好”也可能涉嫌犯罪

    

    为了鼓励这些行业的人员通报,法律不断完善以保障这些责任通报人,如接受匿名通报,对于善意误报者豁免其法律责任,对其身份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还要完善寄养制度,让被虐待的孩子能找到“好下家”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法律总是对虐童父母手下留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——把孩子父母判刑了,孩子归谁管是个难题。

    

    如果相关部门觉得剥夺父母的监护权不现实,对福利机构和个人收养不放心,也不是没有变通的办法。

    

    在荷兰,对不能得到亲生父母照料的儿童,儿童保护机构会根据情况为他们安排寄养家庭,努力创造一个更合适他们的成长环境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寄养不用变更监护权,“寄养父母”也会被“监护人”或福利机构追踪回访,这等于有了较强的外部监督。而在收养中,养父母是监护人,和亲生父母一样,所受外部监督较少。

    

    除了监督,“寄养父母”对于孩子的关爱、照顾也要比一般福利机构多得多。日本和荷兰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例子。出于财政利益等种种考量,日本偏爱把无人照顾的孩子往福利机构送,90%的该类孩子都生活在那里。而荷兰几乎全把孩子往“寄养父母”那送,没什么儿童福利机构。结果,日本模式颇被诟病;荷兰却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里评出的儿童福利最好的国家。(今日话题 《拯救事实孤儿,需要“寄养父母”》)

    

    也许有人会说,国外搞寄养可以,但国人只想要亲生的,搞不了寄养。其实,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,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。在此次事件中,不少网友表达了领养小女孩的意愿,他们没有一些人想得那么“传统”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从明年开始,我国养娃租房大病医疗都可以抵扣个税了,如果能给寄养家庭更大的抵扣力度,可能有更多的人愿意做寄养父母。

    

    无论是推行强制报告制度,还是安排寄养家庭,都需要国家完善相关制度,并付出一定的成本。不过这种成本需要付,愿意为保护儿童付出多少成本,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最好标尺。